尺寸文字、城市画面与双重物象：Bloomingdale’s纸袋的几种袋面表达

纸袋上的文字，有时直接说出它的大小；有时，袋面则成为一幅具有地点或文化联想的画面。Cooper Hewitt由Sakura Nomiyama撰写、2016年5月4日发表的《The Art of Shopping》，用Bloomingdale’s的几组历史纸袋说明了这种差别。文章中的对象不仅有不同图案，也有各自的设计者、纸材与提手记录。

Massimo Vignelli在1973年设计的棕色纸袋，把big、medium、little这些尺寸名称用无衬线文字写在袋面上。馆文称，这些文字是经典棕袋的唯一装饰。其中big版本先出现，用于容纳床用织物和枕头等较大的家居商品，随后才有另外两种尺寸。这里，袋面表达与容器大小直接相连，尺寸说明本身也承担了装饰角色。

馆文随后把1979至1993年的委托作品描述为让纸袋成为画布。Anthony Russo在1986年创作的袋面，被作者解释为透过自由女神像冠尖观看纽约摩天楼与烟火，粉红和黄色组合营造节日感。这一画面的叙述重点不在袋子能装多大的商品，而在于如何用一组具有城市辨识度的形象组织观看。本文转述的是馆文的图形描述，没有亲自检查原袋或照片。

1984年的Ecco l’Italia又采用另一种关系。Natalie du Pasquier与Christoph Radl将传统建筑绘图和活泼的玩具式图形并置。两类图像在同一纸袋上相遇，馆文由此讨论其后现代设计意味。对应藏品记录写的是纸袋配粉红塑料提手；图像的建筑联想与实际提手材料，仍各自保留了明确身份。

Kazumasa Nagai在1985年的Japan袋上，用红色区域与向外展开的黄色线条构成画面。作者将其色彩联想到金饰黑漆器，也联想到日出。这个描述谈的是视觉联想，藏品材料却明写涂布纸与绞纸提手。因此，记录中的漆器意象不能被转录成“袋子由漆制成”；图文表达可以借用一种材料的文化形象，物件本身仍是另一种材料。

Michael Graves的1984年纸袋则把不同理解放进同一组图形。馆文说，有人可能在中央读出一只雕花玻璃杯，也有人可能读成并排的两盆灌木。它不是给纸袋列出两种实际装入的商品，而是在说明图形元素能够怎样组合成两种物象。与直接写big的棕袋相比，这里需要观看者参与辨认，而不是只读出尺寸。

这些例子为纸袋设计档案提供了具体的组织线索：尺寸文字与袋体用途相连，城市画面借具名形象建立地点联系，建筑与玩具图形形成并置，材料联想和双重物象又带来不同读法。留下设计者和藏品材料，能够使袋面的表达不被一张“彩色纸袋”标签概括。本文采用馆方文字中的历史设计关系，不据这些作品判断广告收益、承重或今天的销售配置。